晚潮｜辛亥革命至今的诸暨地名特征

潮新闻客户端 徐建锋

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，自此至今，我国经历了多次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变革，这些因素也导致诸暨的地名发生显著变化。下面概述一些主要的原因及其具体表现。

开始出现“区”

行政区划的变迁是政区地名变迁的重要原因。明清两朝，诸暨的乡级行政单位基本保持在25个，乡名也较为稳定。自辛亥革命以来，诸暨的行政区划发生了多次调整，一些地区被重新划分，导致地名发生变化。宋元明清时期曾长期使用过的地名通名“坊”“厢”“隅”不再使用，开始出现作为县政府派出机构的“区”这个名称，直至1992年5月才消失。1927年前后，全县划分成大东区、上小东区、下小东区、上南区、下南区、小西区、大西区、上北区、下北区、中区共10个区，除了中区系城区以外，其余区都是成对出现，以“上下”或“大小”区别。由于诸暨境内浦阳江南北流向的特点以及盆地向北开口的地形特征，所以形成了“以南为上，以北为下”或“以南为小，以北为大”的地名命名特征。“都”不再作为次于乡级行政单位的通名使用，仅在“三都”“十二都”“十四都”等村级地名中得以保留。2001年11月开始，增加“街道”一词作为乡级行政单位的通名。

“翊宪”之名最早出现在1912年，当时诸暨城内设城区，城外设71乡，如今沿用的乡镇（街道）名称有枫桥、浬浦（当时写作利普）、陶朱、姚江4个，“翊宪”是71个乡名之一。当时，由宋教仁起草制订具有“宪法”性质的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。这个“翊宪”之名具有“辅佐”或“帮助”新法之意，可谓十分时尚。虽显得有点另类，与其他的传统地名区别明显，却是一个赋予时代特征的地名。1932年，基层行政组织改村闾制为乡镇制，全县共设10区，19镇，338乡，“翊宪镇”就是其中1镇。1945年，时全县除城区设城区镇外，另设7区64乡镇，7区包括璜山区，“翊宪”仍是64乡镇之一。1947年，全县设7区6镇42乡。至此，“翊宪镇”一名消失，璜山首次以区、镇同名方式出现。

综上所述，“翊宪乡”使用的时间是从1912年至1931年共20年，“翊宪镇”使用的时间应该是从1932年至1947年共16年，其管辖区域大概是现璜山镇北部和浬浦镇南部部分区域。民国政府对行政区划的调整是十分频繁的，以上列举的只是与“翊宪”地名相关的内容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诸暨乡级行政区划的较大规模调整，集中在1956年、1985年、1992年和2019年。经过多次调整，乡级行政单位的数量由最多的141个缩减到目前的5街道、17镇和1乡。在23个乡级地名中，除了方位概念较强的浣东街道、暨南街道和以区域内自然山水命名的东白湖镇，其他20个乡级行政名称多系沿用历史地名。

新地名应时而生

政治因素也会对地名变化产生巨大的影响。在某些时期，为了体现政治色彩或纪念某些事件和人物，一些地名被重新命名，以符合当时的政治氛围和宣传需要。通过对诸暨的“红化地名”和“红色地名”的分析和研究，可以窥探相应区域的历史文化、社会文化和文化心理取向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诸暨和全国各地一样，出现了一大批赶潮流地名。在特定期间，一度出现地名混乱使用的局面。此后，部分地名得到纠正，但至1981年8月，全县仍有9个红卫大队、7个红旗大队、5个红星大队和红光大队，3个东方红大队和红心大队，还有红日、红山、红岩、红湖、红畈、红乡、红村、红联、红专、红跃、红峰、永红等等，不一而足，“红化”地名现象十分普遍，给社会交往和人民生活带来诸多麻烦和不便。

区级地名。“大跃进”时期的1958年，全县设立8个区级人民公社，其中有７个“红化”：五星公社（紫东区）、旭光公社（大西区）、东风公社（小西区）、东升公社（璜山区）、东方红公社（陈蔡区）、上游公社（牌头区）、红旗公社（江东区）。1959年，五星公社分为姚江公社、湄池公社，旭光公社改为大西公社，东风公社改为小西公社，东升公社改为璜山公社，东方红公社改为陈蔡公社，上游公社改为牌头公社，红旗公社分为城南公社、浣纱公社。至此，区级“红化”地名消失。

乡级地名（包括赶潮流地名，下同）始于1950年，直到2001年才彻底消失。1950年，县政府在城南区设立新民乡、新生乡、新乐乡、新南乡、新中乡、新北乡，在璜山区设立和平乡、胜利乡、新华乡、解放乡。1956年，在江东区设立五一乡。1958年，改白门乡为红门大队（乡）。1959年，在璜山公社（区）分设东升大队（乡）、新胜大队（乡）。1969年，在湄池区改设红湖公社（乡）。1971年，在牌头地区分设红桥公社（乡）。其后，乡级“红化”名称多有更名和撤并，直至2001年，撤销五一镇，并入浣东街道，乡级“红化”地名才完全消失。比较特殊的是“红门”，作为一个乡级地名，使用长达35年之久，并且衍生出了红门火车站、红门中学等地名，直至2006年新设红门村。

村级“红化”地名数量庞大，经过1981至1995年的数次更改，绝大部分恢复原名，但至今仍有保留。1981年8月，诸暨县人民政府按照上级有关规定，对331个“红化”、赶潮流、重名村名进行更改修正。1983年5月至10月，更改97个村名；1984年2月，更改38个村名；1987至1995年，更改38个村名；其中更改“红化”村名近百个。

2006年9月，全市村级规模大调整，原先由于特殊原因仍然保持“红化”的极少数村子，如同山镇解放村（杨家）、陶朱街道红卫村（龙塔）和红岭村（毛家）、次坞镇红马坞（白马坞）、直埠镇红坞口（黄坞口）等，皆与邻村合并，有了新的行政村村名，而原来的解放、红卫、红岭等村名，仅以自然村村名保留。同时，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村名，如陶朱街道新石、新村、杨村、楼店、闪阳5村合并为“红门村”，马湖、官庄、白阳头、孟冯沈4村合并为“红联新村”；次坞镇平阳、便堰、择坞3村合并为“红旗村”；山下湖镇祥头、桐子山、宜桥3村合并为“解放村”，等等。另外，在村级规模调整过程中，一些烙有时代印记的新地名也应时而生，如联合、三新、四联、五新、和平、双福、五美、兴隆等，寄寓了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

原先的自然村名中，鲜有“红化”，唯东和乡尚典村有一个小自然村乌主岩，特殊时期改名为“向阳”，直到近几年才恢复原名。

其他“红化”地名，主要有街路、学校等，绝大部分已经更改或者恢复原名。

1949年后，城关镇大街改名解放路，和平路（旧名县前西街，又名铺前街、学前街）改名红旗路，后街改名光明路，西直马路改名人民路，还有胜利路、民主路等等。特殊时期，万寿街改名红卫路。1981年，红卫路复名万寿街。1990年代，解放路改为浣纱中路；人民路改为人民中路，并向两端延伸出人民南路、人民北路。2010年代，因旧城改造，光明路、民主路消失。唯有红旗路，曾长期为市（县）政府所在地，保留至今。

为了宣传和纪念革命英烈，另有用他们的名字或相关联的字命名的地名产生。这些地名数量不大，主要是以下几个：枫桥镇的百树社区，以革命烈士“陈百树”名字命名；店口镇的侠父村，以革命烈士“宣侠父”名字命名；赵家镇的相泉村，以革命烈士“何志相、张雪泉夫妇”名字命名；牌头镇的中华村，以革命烈士“宣中华”名字命名；暨南街道的文周村，以革命烈士“董文周”名字命名；枫桥镇的学勉路和百树路，分别以革命烈士“朱学勉”和“陈百树”名字命名；次坞镇的秀松路、秀松公园，以革命烈士“俞秀松”名字命名。

特产地名成金名片

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成为地名命名的重要因素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，一些经济地名因时而生，充分反映了当代的经济特征。其中越来越多的住宅区和街路地名，成为当代地名的一个显著印记。

以特产命名地名，是诸暨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有力佐证。如赵家镇相邻的西坑、钟家岭2村都是香榧专业村，其香榧在外有很高的知名度，2村合并后取名榧王村，既符合客观事实，又可打响香榧品牌；大唐镇的左溪、霞度、下蔚3村都以出产银杏而闻名，而这一带也是诸暨银杏的主要产地，这3村合并后自然就叫银杏村；同山镇古竹、王家大门、周都3村系绿剑名茶的主产地，3村合并后取名绿剑村，可谓名副其实。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，诸暨市的特色产业名扬四海，中国祙都国际中心、中国坚果炒货市场、华东汽配水暖城、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等地名都成为当地的金名片。

住宅小区作为近30年来兴起的城镇居民点，其名称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地名文化。楼盘名称作为楼盘文化的载体，凸显了楼市的一个个亮点，既是业主的脸，也是群众的眼，有的甚至成为荣耀地标。

诸暨市经政府部门正式命名的楼盘共有400多个，其命名的字数，二至七字不等，以三四字居多。楼盘名称总体上是严格按照“专名加通名”的形式命名的，简单地说，专名呈现的是个性、特质，通名表示的是属性、归属。细究诸暨市楼盘名称，大约有以下六种类型：紧扣时代特征，烙有时代印记；紧扣建筑特征，显示楼盘特色；紧扣方位特征，易于识别记忆；紧扣山水特征，寄寓自然情怀；紧扣祝愿特征，满足消费心理；紧扣房企特征，树立品牌形象。当然，以上楼盘命名方式，不是孤立的，而是相融的，有的具有多种命名风格和特征。

紧扣时代特征，烙有时代印记。这类楼盘的命名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和21世纪初几年，较明显地反映了其间的楼盘命名特征。如“新世纪花园”“北庄新村”“袁家新村”“八一新村”“东安一区”“应山小区”等，这类地名除了带有时代印记外，它还往往与“紧扣方位特征，易于识别记忆”相融，是一种典型的“地名加通名”的命名方式，如上述的北庄、袁家、八一、东安、应山等原本就是路名或村名。其中的“新村”作为楼盘通名的命名方式，现已不再使用，主要原因是“新村”作为住宅区的通名不太理想，因为“村”历来属于农村居民点专用通名，用于建筑形式和景观上完全不同的城市住宅区很难说是确切的，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已经建成许多年的住宅区如果仍然称之为“新村”也不太合适。

紧扣建筑特征，显示楼盘特色。楼盘就是楼盘，从属于建筑。在命名中扣住建筑特征，强调商品房的异质性，一幢楼盘的名称，往往用通名以示区别。诸暨市现有的楼盘通名，主要有“园或某园”“苑或某苑”“村或新村”“区或某区”“城”“公寓”“庭或某庭”“庄或山庄”“府”“广场”“公馆”“邸”“阁”“里”“都”“湾”“墅”等，近几年用得最多的通名为“府”。

在以上列举的通名中，“园”占据榜首。“园”字的繁体为方框内一个袁字。有人曾作了如下的拆字分析，说其大方框内里的“土”，是堆土成山；“口”是建筑；“衣”若“一衣带水”，外面的四方框，为“围墙”，说明有山、有水、有围墙的建筑，是令人心旷神怡、其乐融融的。在用“园”来命名楼盘中，又细分为“园”“花园”“家园”“和园”“豪园”“名园”“庄园”“锦园”“俊园”“嘉园”等，它们分别显示了楼盘的特色、档次、品味，乃至入住者的身份、地位，细加推敲，别具创意。

紧扣方位特征，易于识别记忆。此楼盘命名特征往往和其他特征综合运用，如前所述，常因所在地的路、村、江、山、闸等得名，如鸿远路旁的“鸿远小区”、开元村中的“开元小区”、浦阳江旁的“浦阳江一号花园”、老鹰山脚的“金鹰山庄”、永丰闸旁的“永丰花园”，以及“江东新村”“原种场小区”“莼塘雅苑”等。

紧扣山水特征，寄寓自然情怀。有山有水之地，自古就是人类的理想生活场所。今天，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高，选择良好的居住环境更是人之所求，依山傍水的楼盘也就成了最大的卖点，这类楼盘的特征就直接从楼盘名称上显示出来，如“滨江花苑”“御江湾花园”“三江庭苑”“枫林半岛和园”“七里金湾”“五峰山庄”“玉龙山庄”等。当然，楼盘不是脱离土地的空中楼阁，也不是对抗环境的世外桃源。环境选择了楼盘，楼盘生成了环境；彼此处于双向互动的良性循环之中——好的楼盘自然会造就更好的环境。

紧扣祝愿特征，满足消费心理。这种楼盘命名特征主要从楼盘营销心理切入，其命名有两种。一是高端大气，荣耀地标，如“城上城”“福田花园”“滨江华都”“中央华府”“紫晶首府”“伊美豪庭”“鸿景庄园”“诸暨上海城”“万利来广场”等；一是美好祝愿，引导消费，如“瑞和园”“和家园”“人和里”“安康家园”“幸福家园”“万兴公寓”“居安华庭”等。

紧扣房企特征，树立品牌形象。这类命名特征可以说是房产开发商的一种个性显现，对打造企业的品牌形象大有益处，同时也便于形成同一类楼盘的系列名称，方便识记。诸暨市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组系列楼盘名称，一是宏磊东南房地产开发的楼盘，如“宏嘉山庄”“鸿景庄园”“鸿鼎华庭”“鸿玺公馆”“鸿盛铭邸”“东都凤凰城”等（诸暨话中“宏、鸿、凤”三字发音类同）；一是八方房地产开发的楼盘，如“众盛苑”“铭盛苑”“康盛苑”“兴盛苑”等；一是位于陶朱街道的几个安置小区，如“欣泰小区”“和泰家园”“旺泰小区”“云泰家园”“银泰小区”等。另外，还有几组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以“祥生”“朗臻”等企业命名的小区名称，如“祥生和园”“祥生诚园”“祥生金辰府”“祥生云境花园”“祥生金地花园”和“朗臻茗苑”“朗臻馨苑”“朗臻静苑”“朗臻熙苑”等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城乡道路建设日新月异，全市经政府批准命名的街路巷已有800多条，这些路名多与当地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相关。进入21世纪后，诸暨市地名主管部门控制使用“大路、大道、大桥”等通名，也是与我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相符的。

大量雅化、俗化地名

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也是地名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。语言文字随着时代的推移也在不断发展变化。一些旧的地名逐渐消失或被新的名称所取代，这些新名称更加符合现代语言文字的习惯和表达方式。

五泄的得名主要源于境内有五泄飞瀑。北魏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里面记载了五泄飞瀑的壮观气势：“……上泄悬二百余丈，望若云垂。此是瀑布，土人号为泄也。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“五泄”一词一直写作“五洩”，如五洩区、五洩乡。这与“慈溪”一直写作“慈谿”，“兰溪”一直写作“兰谿”一样，都是用的异体字而非规范字。根据1955年汉字改革的第一个正式法定范本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》，“洩”只是“泄”的异体字（同音同义异形），应该淘汰，禁止使用。1992年，诸暨市人民政府对所辖行政区进行了调整，实行撤区、扩镇、并乡；5月，撤销原五洩区，分设草塔镇、马剑镇和五泄乡，同年7月改五泄乡为五泄镇。为了规范地名用字，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，“五泄乡”“五泄镇”作为地名用字由浙江省民政厅批准命名（文号分别为浙民基字〔1992〕67号、644号），且一直沿用至今。其后民间和官方对此有几次论证，特别是在2015年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再次出现了对这两种写法的争议。这场文字官司始于五泄镇，后经诸暨市相关政府部门、市政府、省民政厅、省政府，直至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、住房城乡建设部，最后由住建部一锤定音，“五泄”是唯一的规范地名。

以前，诸暨地名用字中常见“阪”“坂”“畈”混用的现象，经过多次的规范化整理，现在基本固定为湖田平原地区多用“畈”字，山坡旱地密集区多用“坂”字，而“阪”字不再作为地名用字；檡树是诸暨的一种常见树种，有的村名就直接源自此树名，如枫桥镇的檡树下村，在2006年的村规模调整中，檡树下、新店湾、下西湖3村合并为“新择湖村”，这明显是用集字法取的村名，但村民为了方便使用，一致要求“改檡为择”，现在檡树下的村民也习惯将自己的自然村写作“择树下”了。

如果说上述例子是地名用字规范化和简化的具体表现，那么诸暨市地名中存在的大量雅化、俗化和衍变的地名，则表现人们尚雅喜俗的文化心理。举例如下：暨阳街道安家湖村的“桑园畈”雅化为“赏霞畈”，浣东街道廿里牌村的“下杨”先后雅化为“霞杨”和“霞阳”，“福吃岭”雅化为“福庆岭”，陶朱街道唐山村的“墙弄”雅化为“祥隆”，大唐街道银杏村的“下渡”雅化为“霞度”，山下湖镇解放村的“墙头”雅化为“祥头”，同山镇的“塘塍”雅化为“唐仁”；安华镇勾乘山村的“戴家”俗化为“对家”，璜山镇黄家店村的“伴丘”俗化为“半丘”等，像这样的村落地名，在我市共有60多个。有意思的是，有数个村落地名，人们都是将“下”用诸暨话雅化为“霞”，这给硬邦邦的地域文化心理，抹上了丝丝诗意的色彩。

历史地名古为今用

文化认知的变化，也反映在地名的命名中。一些地名在命名时，可能会因为当地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承得以保存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是旧名新用，如陶朱街道、永昌社区、金兴社区、花山社区、越都路、越都广场、西施滩等都是历史地名古为今用；二是用历史人物命名地名，如以古代美女“西施”别称命名西子社区、西施大街，以越国功臣“文种”命名文种社区、文种路和文种南路，以南宋抗金将领“牛皋”命名牛皋社区，以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“陈洪绶”的号命名老莲路，以明代功臣“骆问礼”命名问礼路等；三是结合当地的地域文化，形成系列地名，表现最明显的是大唐街道的“唐”字系列地名、枫桥镇的“枫”字系列地名、山下湖镇的“珠宝”系列地名、安华镇的“华”字系列地名等。

综上所述，诸暨市自1912年至今的地名命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，主要包括行政区划的变迁、政治因素的影响、社会经济的发展、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以及文化认知的变化等多个方面，这些因素相互作用，导致了地名的不断变化和更新，形成了明显的区域特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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